农村的生活极为平淡而无趣，除了偶尔有城市里的工宣队来慰问演出——那是村里的节日，或者村里组织唱几出人人会唱的样板戏，就再没有什么新鲜事了。前几年听说县里的武斗轰轰烈烈，甚至闹出了人命，但显然武斗的头子看不上农村这片天地，农民也发动不起来，所以基本上，农村就是死水一潭。
机会总是会来的。在1972年冬天这个农闲时节，一件事情注定要影响老丁一生。
根据县里的规划，每年冬天都要大搞农田水利，所谓规划基本上就是几个革委会头目在瞎折腾之余随手一划拉，甚至连地图都不看就定下来去哪里施工。现在我们总是抱怨城市里的规划是“拍脑门决策、拍胸脯保证、拍大腿后悔、拍屁股走人”，其实相比以前已经正规的多了，至少在领导们个人看来是负责人的，是否真的符合要求是另一回事。几十年前那可是好不负责任的，因为整个工作的重心完全不是这些，整天都在干什么，大家都懂的，我就不说了。
既然是胡乱规划的，也就无所谓效果，事实上那些工程大多数都是无用功，大概也就20%的真能起到灌溉作用。但总体说来，水利工程不能不搞，因为在华北地区，农田一般是每年种植小麦和玉米各一季，漫长的冬季里，小麦越冬，地里没活可干，农村数不清的壮劳力无所事事，娱乐节目就是那几出没人看的样板戏，严重影响社会和谐，组织劳动力们去做苦工，转移他们的注意力，就是那个年代的维稳。
只不过，这一次与往年不同的是，要像模像样的修水库!据说是请了一个北京来的专家做的设计，把河流截断，峡谷变成蓄水库，以后即使天旱也能给庄稼浇水了!
三个公社，几十个村的劳动力被调动起来，即将奔赴水库施工。
有那么句话说“机会总是属于有准备的人”，我觉得这话只说对了一半，还有一半应该是“机会属于愿意伸手去抓的人”。老丁对机会从来没有任何的准备，他只是敏感的察觉到，修水库对他而言或许是一个机会，他一定要抓住。
有的人只习惯和熟悉的人在一起，在自己的小圈子里，可以无话不谈，放浪形骸，做什么都觉得舒服，但一到了陌生的圈子，就不知道手脚该放在那里，自己平时的本事忘个一干二净;另一种人却最喜欢陌生的天地，越是见到了不认识的人，或者人多事多的组织里就越兴奋，往往能激发出自己的潜能，整个人的表现都提高了一个层次。老丁就是后一种人，而我就是前一种人，悲哀。
老丁因为体质差，而且妻子怀孕不便，生产队里本来决定不让他去，拟好的名单都已经交到公社去了。老丁在找到队长后，队长表示已经无可奈何:“你去那里吃苦受罪的干嘛去?又没个工分只管饭，在家照顾你要生孩子的老婆吧!”老丁是个固执的人，没有理队长，而是立即借了辆自行车跑到公社里，找公社主任主动要求去修水库。主任也觉得这年轻人蛮有趣：“人家都想方设法的不去，你这找上门来跑去大老远的干活?”老丁的意见很坚决：“主任，我能干活，我要为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出力!”那个年代，喊口号对于城里人来说习以为常，庄稼汉却是少见的事情，这显得老丁很有觉悟。凭借这句话，主任写上了老丁的名字，11月底，老丁和村里的人们一起，奔赴几十里外的水库工地。
在那个缺少上进渠道的年代，农村孩子基本没机会上大学，高中毕业即使在城市也已经是高级知识分子，上完了小学基本就没学上了，连个蓝翔技校都没有，老老实实回家务农是唯一选择。城乡户籍的限制把他们永远捆在了土地上，他们不可能跨越身份的壁垒去做一个“响当当的工人阶级”，何况城里的工作机会是那么的稀缺，以至于知识青年都上山下乡了。上进之路约等于没有，生在农村，就没有“阳光灿烂的日子”，更不可能有“新长征路上的摇滚”，对于老丁这代人来说，要么本分的做一个农民，一生一世都不离开附近这几个村，要么去期盼奇迹。